经济分析是与传统法学研究方法迥然不同的方法。

[25]严打运动从此正式展开。较少存在争议的，是重大问题向党委请示制度，以及政法委员会协调重大问题的制度。

第三，给中央做秘书工作，承办中央交办的事情。[29] 第一次中央政法部门合署办公时，当时的中央政法委员会—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30]是作为行政机构与其他政法部门合署办公的。例如，上海市政法办公室在总结1955年以来的工作时就提到：肃反运动开始后，机关内部进行了肃反学习，并抽调了一批干部参加市委第四专门小组和民政局的肃反工作，由于绝大部分力量投入肃反斗争，致使业务工作一度中断。它的任务，一方面是组织各部门统一步调贯彻执行中央决定。[58]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

彭真当然也否定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做法，但对于党委过问重大案件，仍倾向于保留。[16]参见毛泽东：《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1951年5月15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163页。当存在交易成本时，普通法或习惯法比政府或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或宪法有效率。

有时，联合化、管制性开采或以地域面积、特性及位置为基础的产权界定，可能会使管制管辖下的资源利用产生更高的效率。在这里，市场、政府、法律、企业或其他组织都可成为秩序治理资源，而不是单一市场本位模式。摘要: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有关原理，包括"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及其中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手"原理。将公共政策分析结合政治过程进行研究可以说是未来法律经济学发展的方向。

它通过对政治过程中的经济逻辑进行透视，可为集体选择行为提供一个现实主义的分析模型。公共选择视野下的法律的生产可以理解为两种方式：企业方式和市场方式。

无独有偶，美国的制度主义经济学也在19世纪末对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经济学提出了质疑。而地下的石油却是流动的，即使界定了土地产权，石油也会经常"肥水流向外人田"。如：不管当事人是否有过失，损害的事后补偿成本都是一种公共物品，那么在财富最大化其责任安排时，如考虑其排他性，就会导致一种无效率的结果。普通法的演进具有理性选择的性质，假定原告是理性的，他只有在预期判决值大于其诉讼费用时，才会提起诉讼。

波斯纳认为， 普通法不仅仅被定义为一种价格机制，而且还是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资源的效率配置机制，或者说普通法的法官造法机制的目标在于将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3.公共选择学派的视角。和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主义"看不见的手"范式不同的是，它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范式。以污染控制为例，市场和作为普通法的侵权行为法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如果救济和交易体系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么，为什么污染问题还是如此严重呢？实际上，有时政府的法令规制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调控手段，它至少可以在边际上弥补普通法调节的不足。

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就是改革、发展和稳定这三者关系不断协调的过程，对于前两者，经济学界已经讨论得很多了，而对于稳定的研究则被看作是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而被经济学界所忽视。（二）现实的扣问："看不见的手"范式的危机 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范式和新古典主义"市场本位"模式的危机不仅仅表现在它们被众多的学者所批评，而且更多地表现在于其面临现实问题时缺乏理论解释力。

当成本很高时，普通法通过复制、模仿市场来定价经济行为，如：财产法以促进价值最大化交易的方式构造产权。在东亚的中国、日本，法律经济学研究也正在孕育之中，并已出现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文献和介绍性评论。

爱利克森（1991）已经将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到法律经济学的研究中，体现了法律社会学和法律经济学的融合趋势。1979年泽布（Richard Zerber，Jr）主编的《法和经济学评论》。法律经济学的国际性合作也正在蓬勃开展，1990年，欧共体国家在基恩特（Ghent ）大学建立了欧洲法律经济学院（School for Law and Economics），专门为欧共体国家提供跨国法律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因此，普通法的"捕获原则"由于不能创立一种排他性产权，在特定场合下，并不一定适合成为土地主之间合约安排的基础。而在存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里，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因此，它们在揭示转轨国家法律改革的特殊性方面显得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我们可以寻找一个更高层次的研究对象来将这些不同门类的法律整合进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之中，比如，法律总是一种协调利益冲突促成合作秩序的手段，当我们将合作秩序作为研究对象时，法律就与政策、非正式制度一起成为秩序治理和秩序演进的动力机制和源泉。到了19世纪末，法院系统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受到以霍姆斯和庞德为代表的法律现实主义的挑战，他们认为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变迁息息相关，主张法学应当和其他社会科学相融合。

立法者如果对其国家的民众的信仰体系、权力结构缺乏洞察力，即使颁布了一些法律条文，也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无法实施。这一点与制度主义的问题意识是相通的， 他们都不是像李嘉图那样将抽象的模式与现实等同起来或从理论一下子跳到政策结论，而是注意观察制度或法律运行所需的条件以及条件变化之后法律制度如何适应已变化了的现实，即现实主义的法律经济学试图为理论向政策的应用性精化架起一座桥梁，其目的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

[1] 但是波斯纳似乎忽略了普通法失败的情形，这里所说的普通法失败不仅仅包括普通法实施中因法官腐败、寻租行为导致的法律失灵（表现为诉讼成本高昂），也包括普通法惯例形成过程中由于所需时间较长而导致的普通法规则的滞后或空缺。政治家在市场中相当于企业家，他们寻求最大支持率以最大化其效用。

这一方法已被大量的法律经济学教科书所采用。这种"看不见的手"范式也正是主流法律经济学"市场本位模式"的立论基础，它通过将理想的市场竞争模型与理想的法治模型联结为一体，来揭示"市场与普通法法治"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交易成本范畴成为联结二者的桥梁。政治市场的偏见往往来源于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游说，这些偏见也会影响法律的公正和效率。"次优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比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能允许的要普遍得多。

也就是说，法律经济学还应注意联系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并与其他领域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历史学等）相沟通。在这样一个宽广的视野里，我们分析法律与经济过程、政治过程、社会文化的内在关联，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和各种意识形态偏见。

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最近几十年遭受到越来越多的非难，作为"市场本位主义"的主流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遭遇到了空前的挑战。[5]（P55-56） 况且，卖淫活动导致的GDP的增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补偿其负面效应也是难以确定的。

4.奥地利学派的批判性洞察。[5]（P42-44） 麦乐怡批评了波斯纳追求财富最大化的法律价值观。

从秩序治理的角度来理解制度变迁过程，将使转轨经济的研究者的眼界不仅仅停留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上，而是还包括合同的执行，即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秩序。[3]（P682）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无效法律在法庭上更容易受到非议而引致更多的诉讼，而有效法律则会通过这种自然选择机制而保存下来。3.法律变迁与法律改革。因此，主流学者在进行规范分析时，往往对市场和私法无条件的推崇，而对公法和政府管制政策持极端蔑视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会导致忽视社会中存在的针对潜在利益冲突的公共政策决策。

据此，私有财产权总是用来保护有财产的人免遭无产者的侵害，而正是那些拥有社会资源的人才有权力影响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并利用该制度谋利，法律往往反映、肯定当前社会资源的既定分配方式和价值观念并使之合法化。对这种改革模式的实证观察将能为法律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甚至主流经济学提供新的知识源泉。

2."猜透政治心"--立法的政治过程及公共选择分析。一场国际性的法律经济学运动正在全球兴起：从发源地芝加哥大学到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甚至到整个北美大陆和欧洲的一些普通法系国家， 法学院和经济学院设立的法律经济学科目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

3.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抑制交易，财产权利应赋予对它净值评价最高的人。从现实主义和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法律经济学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汲取营养，而是应以开放的心态融合现实主义的其他流派，以壮大其实力或增强其理论解释力。